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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读书人”——钱穆

六都中心学校·(2009/4/29 12:13:11)·教育文摘

编者按:钱穆一生没有念过大学,也未出国留洋深造。他先在无锡、苏州等地,做了18年的乡村小学、中学教师,然后再走向大学讲台,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执教。1949年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这样一番经历的,只有钱穆。钱穆学识广博,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可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最后一位读书人”。

“为钱家保留读书种子”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昆明、无锡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9年,他托言春假旅行,不携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入港后,凭着自己几十年从事教育的经验,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创办了新亚书院。钱穆讲学六十余年,其中最艰苦,最忙碌,也最显其精神的一段,就是在港办学时期。但钱穆办学不仅成绩卓著,为港台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而且学问也不断精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十六年后,在新亚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时,钱穆却决定引退了。1965年6月,他正式卸去了书院院长职务。1967年起定居台湾。

  1990年8月30日,他在台北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陈勇 著 )

 
【 文章作者:陈勇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次数:2130 文章录入:ZKQ    责任编辑:ZK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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